国家兴亡 女子有责
——“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女师学生运动片断
隋灵壁
一九一九年，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瓜分中国之势咄咄逼人。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无不抱有亡国亡种之忧，所以，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埋藏在心底的仇恨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青年学生更是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激情，成为爱国运动的先锋，宁拚一腔热血，也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时，青年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见解虽然千差万别，但在爱国运动这一点上，都有强烈的共鸣，救国救民的心意不甘人后。爱国的旗帜成为“五四”运动中最有号召力的旗帜，青年学生们高举着它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响应。
“五四”运动爆发时，我正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作为“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每每忆及当时，总是激动不已，那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呼声时常萦回耳际……
游行示威 走上街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坐地分赃。他们无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合理要求，竟然在和约上明文确定了日本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而北洋军阀政府则训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种卖国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北京学生首先集会游行，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提出“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的口号。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大批学生被捕。消息传出，举国震怒。由于青岛、胶济路都在山东，我们受害“首当其冲”，有切肤之痛，消息传到济南后，各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当时，济南各校尚无统一的学生组织，男校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马守愚、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王建兴、邓恩铭及部分学校的积极分子为中心。北京学联代表、北师大的崔唯吾到山东发动学生运动，主要是与男校同学联系。在当时男女校尚无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听说男生有活动，马上集合前去参加。大家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袖手旁观？同学们冲出校门，与男同学并肩战斗，成为济南学生爱国运动中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天下午刚下课，有位同学急匆匆地跑来，说是有些男同学反对二十一条，请愿游行时受到警察干涉，被困阻在院前大街附近的小巷里，双方相持起来，学生派代表多次交涉无结果。男校的同学得知这个消息后，已齐集在院前大街一带，声援被困阻的同学。我们一听这个消息，连晚饭都没顾上吃，马上集合前往；同时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女中及竞进小学的同学。
我们到达院前大街时，见男同学已在大街上坐了一大片，交通被阻绝，道路两旁警察林立，如临大敌。我们紧挨着坐在泰康食品店及瑞蚨祥布店门前。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得到广大市民的同情，街道居民和一些商号纷纷给同学们送来茶水、绿豆汤，泰康食品公司还给我们送来大批糕点，广生行给我们送来一瓶瓶饮料，只有封建地主兼资本家开办的瑞蚨祥、隆祥等字号商店，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视而不见，冷若冰霜。我们大家抱定决心，不释放被捕同学，不吃不喝不散。反动军阀当局想以武力压服我们，他们不但不释放被围困的学生，反而凶残地开出马队，妄图冲散示威的学生。我们把双腿伸向街中心，以示抵抗。街道狭窄，不少同学的腿脚被马蹄踏伤，但无一人退缩。大家从下午到深夜，坚持了十几个小时，军阀政府不得不在凌晨四时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条件，释放了被围困的同学。次日，报上登载了“学生露天被围”的大字新闻。
济南镇守使军阀马良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他乘学生集会之机，把一些人围到省立第一师范校园，集中在一所教室里，用皮鞭木板毒打学生，威吓他们退出学生运动。我们女师同学闻讯，即刻前去声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大门由马良的大刀队把守，两排寒光闪闪的大刀交叉着，横栏在我们面前。同学们毫不理会这些色厉内荏的刽子手，大家弓着腰，呼啦一下一齐冲了过去，有的同学的衣服被刀尖划破，有的脊背被刺伤，大家全然不顾。马良见我们人多势众，最后只得再次释放了那些同学。
组织募捐 抵制日货
随着全国运动的发展，济南的学生运动也不断向纵深发展，爱国青年们为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在炎炎烈日下，在倾盆大雨中奔走呼号，游行示威。女同学第一次和男同学并肩走上讲坛振臂高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收回胶济铁路主权！”“废除高徐、顺济铁路密约，收回筑路权！”
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市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每当我们游行时，街道两旁店铺的主人便在门前摆上桌凳，冲上茶水接待学生。我们的行动加速了市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当学生号召商号罢市时各店铺都一致关闭店门停止营业。军警强令商号开门，有的店铺迫于军警的威逼，不得不照办，遇到这种情况，有些男同学就在商店门前跪倒，向店主痛陈利害，声泪俱下，婉劝商家闭门罢市，共保国土。老板们一见这个情景，又赶紧关闭店门。这样关门开门，开门关门，有时一天数次。由学生们首先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得到各阶层广泛的拥护和支持，逐渐发展为有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
六月三、四两日，反动政府在北京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进一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城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六五”以后，济南的学生运动由游行示威、罢课转向抵制日货、募捐援助罢工工人。
为支援归还高徐、顺济铁路借款和支持工人罢工斗争，我们号召同学们不吃肉，不吃菜，把伙食费省下来捐献给罢工工人。不少同学积极响应号召，不进食堂，把省出来的菜金全都捐献出来。有的同学由于长达月余不食油、菜而生病，但没有一个叫苦叫怨的。为扩大资金来源，我们不仅向市民进行募捐，还组织义演，请名角登场，戏票由我们派卖，每人领一部分戏票，挨家挨户到市民家或店铺去劝卖。开演时，我们担任检票员，负责纠察和招待工作。开演之后，我们便搭起席棚，摆好桌椅和餐具，开起饭庄，由会炒菜的同学掌勺，其他同学做杂务。同时，还出售自己书写的字画。广大群众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感召下，热情地支持我们，有的群众在付款时，毫不犹豫地拿出成把的铜元和角票。
当时，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每天的朝会上，都沉痛朗诵：“五月七日我国之耻，誓死必雪勿懈厥志”、“还我河山”等等，以表誓雪国耻的决心。
在抵制日货期间，学生会号召同学们不买日货，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乘日本人管理的胶济线上的火车。大家自觉脱去身上的洋布衣袜。放暑假后，家在胶济路沿线的同学多数没有回家；离家较近的同学情愿徒步跋涉，离家较远的同学则自小清河乘一段商船后，再辗转返乡。
济南反动当局本想以提前放假来破坏学生运动，结果适得其反，不仅留校的同学没有停止宣传活动，回家的同学也在自己的家乡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如隋淑媛同学回到诸城后，参加了王翔千主持的相州郡群众大会，宣传“五•四”运动，激发了当地群众的爱国热情；顾淑蕙姐由济返抵临淄后，利用暑假学校停课的机会，带领学生到乡下进行爱国宣传；我的姐姐隋焕东到河叉一带进行宣传。我们留校的学生也经常三五成群到北关、北园、商埠一带进行宣传，查缴日货。当时许多商号经销的纱布、洋线及日用百货多是日货，我们检查时，只要发现日货，不论是原存的还是新购进的，一律封禁起来，还集中焚烧了一部分。后来，不少奸商偷偷将国货商标贴在日货上，以对付我们的检查，我们发现后都很气愤。女师有位同学用剪刀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凭良心抵制日货，沥血诚苦告同胞”的口号，拳拳之忱，感人肺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东的民族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工业产品有所增加，但由于帝国主义倾销商品，使我国许多产品滞销。我们女师的同学便积极筹划成立“爱国商行”，推销本国产品。为凑集股金，我们向市民进行募捐，广大市民踊跃支持。东关的一位家庭妇女一次就捐献了三十块银圆，同学们被她这种爱国热忱深深感动，都节衣缩食倾囊捐献。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爱国商行”成立了。成立后，除推销国货外，我们女同学还自己制作手工艺品出售。我们用棉布或昌邑绸子做伞、绣手绢，或者做眼镜盒套、针线包，缝制书包、做儿童玩具等等，在手绢上精心绣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深受群众欢迎，供不应求。但不幸的是，由于商行负责人的贪吞，商行不久倒闭了。从这件事，我们开始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
反封建 争民主
女同学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思想大为解放，视野大为开阔，大家真诚地追求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当时，我们经常到天地坛街王乐平开办的“齐鲁书社”去购买、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新潮》、《曙光》、《三叶集》等等。王乐平经常送我一些进步书刊，其中有许多是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反对旧伦理道德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我们这些初次冲出封建囹圄的青年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仿佛清新的风吹进我们心田，使我们感到新奇、感到振奋。在新思潮影响下，有不少同学剪去了发辫，甚至公开与男同学往来，打破了学校一贯坚持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律条，开始与封建伦理道德决裂，大步地走向自身解放的道路。一些积极的同学，首先组织起来，成立了辅仁社，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晚上熄灯以后，同学们偷偷相约到教室，点上蜡烛，继续畅谈理想前途，探讨社会问题，思维的翅膀冲决一切樊篱，在新思想的太空中遨游。
当时，女师校方规定：到女师当教员者，必须年满五十岁，蓄须，授课时，必须双目仰视，不准正视学生的面孔；学校不给学生订阅报纸；不设立图书馆和参考室；不准学生与外界接触等等。我们这些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女学生，对这种封建束缚极其反感。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校长周干庭是女师封建顽固势力的中心，于是，我们决定挤走周干庭。恰巧，这里有个未婚女同学生了孩子，被校方发现，周干庭给这位女同学的父亲写了信，并派人将她们母子送回家。那位受封建礼教毒害的父亲，竟残忍地逼女儿跳井自杀了。
这桩血案，引起同学们极大愤慨，大家认识到，是吃人的封建道德夺去了她年青的生命，而周干庭则是这起血案的罪魁祸首。但是，事发后，周干庭不仅不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逼迫我们，更有甚者，竟然宣布要检查全体学生的贞操，非处女者，一律开除。同学们无法忍受这种人格污辱，坚决反抗这一暴行，我们把黑板上的布告擦掉，宣布拒绝检查。周干庭大怒，立即挂牌将他认为有嫌疑的八名同学开除学籍。此举激怒了大家，为迫使校方收回成命，全校同学实行总罢课，并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撤换周干庭的要求。周干庭见局面难于收拾，回家躲避去了。这样，学校无人管理，校门紧闭，陷于瘫痪状态。学校教务长张晓帆威胁我们说：“我们必须把校长请回来，把校门打开，要不然我就去教育部告你们。如果到教育部告不倒你们，我就触柱而死！”我们大家紧紧地看住她，不让她迈出校门一步，结果，她未能去教育部。此后，我们碰见张晓帆时总是奚落她：“见了鬼了，你不是触柱死了吗？”弄得她非常狼狈，再也不敢出头了。
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国会议员王乐平，他支持我们说，若能将周驱逐出校，他将为我们聘请进步校长。这更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后来，王乐平推荐了北师大刚毕业的学生李兰斋来担任女师校长。我们通过代表向李兰斋提出十大条件：恢复被开除同学的学籍；聘请进步教员；给学生订报纸；设立图书馆等等。另外，我们见校长吸食鸦片，我们怎样将你请来，就怎样将你轰走！李兰斋一一应允。后来，他真的为我们订了报纸，设立了图书馆，还聘请了较进步的教员为我们上课。斗争胜利了。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更增强了反抗封建压迫、争取民主、争取妇女解放的斗志。我们学会了看报纸，对真理和人生的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追求。
求解放 争自由
在几千年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束缚下，中国的妇女不仅在社会上毫无立足之地，在家庭中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君权、神权、族权、夫权像四条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广大妇女群众，她们被压在社会最底层。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曾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四项要求：入学之权，交友之权，婚姻自由权，参政权。在上层妇女中一度出现了争取男女平权的立法运动，但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种上层妇女的活动也遭到失败，广大妇女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五四”运动使我国妇女运动突破了上层资产阶级妇女斗争的小圈子，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我们这些身居孔孟之乡的女学生，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毒害，在社会上毫无政治地位。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同学们把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利益和妇女自身解放结合起来，成为冲破旧社会、旧制度、旧思想、旧礼教束缚的不可遏止的力量。我们女师的同学，就是在这种觉悟力量的推动鼓舞下，为挣断身上的锁链而斗争，为自身解放而呐喊。当时，我们的斗争突出的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有位同学的亲威给她介绍了一位经商的男青年，同学们建议她坚持双方见面后才能确定关系。七、八位女同学陪着她去与那位男青年见面。回来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此人思想落后，主张拒绝这桩婚事。这是我们女同学第一次由自己做主决定婚姻大事。
还有一位同学家庭包办婚姻，虽然双方从学历、年龄看都较般配，但因这是家庭主婚，同学们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向封建包办婚姻低头，不能向封建家长屈服。大家代这位女同学在报上登了她解除婚约的声明。见报后，她家里人很生气，表示同她断绝关系。为坚持我们的主张，大家决定送她去北京补习学校学习，以便报考大学。我们向老师募集路费，由已毕业工作的同学每人每月送她两元钱作生活费，其他同学给她做鞋，表示支持。临行时，恐家庭阻拦，我们在晚上把行李从墙上送出来。在她考取大学前，我们一直都在帮助她。
“五四”运动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同学探索追求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隋灵璧， 1916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山东省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民革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创建于1910年。1949年8月，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与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济南第一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