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济南师范三年的学习生活
林茵如
1930年秋季，我投考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济南是山东省会，我从小县城乍到这里，感到眼花缭乱。幸有我的挚友赵瑞符已提前转入一师，由他积极协助，帮我找到东平同乡杜云庐（杜在一师教社会科学）具有进步思想，他对我有不少帮助，到一师后，我比较系统、认真地读了一些书，我选定学哲学著作，订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大明湖畔的省图书馆是我星期天常去的地方，由于我去这个图书馆的次数很多，图书管理员对我格外照顾，别人一般只能一次借两本书，我则可以借一撂书，我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的学科上，这些功课学得也较好。我还去听英语课，因为自己有看外文原版书的想法，也用了些功夫。
在读书的同时，我给有些政治性的刊物写了点稿子，主要是有关社会黑暗和民族危亡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我用的笔名是“斯曼”，当时有个理论性的刊物《二十世纪》，主编是叶青。在这个刊物上，叶青评论老子哲学思想体系，认为是唯物主义的。我觉得老子哲学虽然有朴素辩证法的成份，但他的哲学体系是属于唯心论的。于是我开始写文章，批判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主义的观点（“道之为物、唯荒、唯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看法近似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我列举了许多论据反驳叶青，指出老子的哲学思想决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在一师快毕业时，我写成了《老子哲学思想》一文以后，我才知道叶青是个托派头子。
我在师范还和几个同学发起创办过读书会，后因反动当局在学校中逮捕教师、学生而停止，以后学校为办校刊几次找我，要我主持编辑工作，曾编过一段校刊，那时在自己的主导思想上，是要改造社会，赞成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自己的思想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在许多具有实践性的具体理论问题上，我还很难一时弄清楚。
一师有不少进步老师，刚考入时，我常接触的是杜云庐老师。后来接触较多的还有田聪、万迈、刘龚潮、李守章、董秋芳、徐步云（陶钝，中国曲艺协会主席）等老师。那时看刘龚潮老师在政治思想上很老练，李守章是个小说作家，鲁迅曾经推荐过他的文章，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董秋芳的笔名为董芬，是鲁迅的同乡，给我们上课很幽默，对我写的一篇文章很赞赏，在批语中写道：“入室不远、勉之勉之”。我经常和这些进步老师来往，晚上常在教师处交谈得很晚，有的进步老师用双关语告诫我：“小心狗把你咬着。”（那时一师的确喂狗，但我知道老师要我提防的是国民党的走狗）。
那时我有加入共产党的要求，鲁定英（曲阜二师同学，来济南上爱美中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介绍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摩托社》，曾在僻巷里开过一次小组会。有一天他将一卷传单放进我的抽屉里（署名“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要我去张贴散发。当天晚上后半夜，万籁俱寂，各处的灯光都熄灭了，我悄悄起来张贴、散发传单。后来走到游艺室，看见窗户开着，就将两张传单扔到室内乒乓球案上，只听里面一声惊异的喊叫，原来有人因天热在乒乓球案上睡觉。这时，我借着附近狗的狂吠，赶紧离开那里。这件事情，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师上学时，二师的夏天庚，薛次箫以及其他一些同学常来一师找我，互相交谈和了解情况。夏天庚年龄较小，却很聪明，抗战时他是泰安的地委书记。一师同学王树成（上学时叫王少云、王肖亭，后任中共湖北和河南省委副书记），通过在学校学术上的研讨和争论，增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观点相同，我和王树成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些重大理论认识问题上能够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成为要好的同学和挚友。当时一师的校长是蔡自声，虽是国民党员，但有学识，有正义感，他从事教育，不主张镇压学生，在济南地区是个有地位的人物。
我上济南师范的第二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国民党政府一面对日妥协投降，拱手让出东三省；一面血腥屠杀共产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军阀韩复榘当时是山东省政府主席，跟张宗昌是一类东西。在东北沦亡、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济南的学生先后都行动起来了，决定联合起来去南京请愿。在这场斗争中，我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并与几个同学主办了小报《途中》。当时济南的一师、高中、女师、女中、正谊中学各校学生数千人，向韩复榘提出要求乘车去南京，但遭到山东当局阻拦，大家涌入济南火车站内，各校同学轮班卧轨，声言不答应要求就不让所有列车通行，断绝了整个交通。我身背油印机，在济南车站给《途中》写了一篇通迅，题目是《寒风中》，报导了同学们不畏严寒，在铁路上卧轨的情景。我还专题采访了女中同学的卧轨行动，当火车轰轰隆隆迎面驰来时，女同学们一下都躺到在铁轨上，连声高呼抗日口号，连开车的司机也感动得哭了。最后，山东当局不得已拔给火车，被迫同意我们去南京，卧轨取得了完全胜利。
我们坐的那种四面是铁皮、装东西的车厢，正值隆冬季节，同学们穿的都很单薄，真是透骨的冷。到徐州时，《徐州日报》发表了文章，说什么“学生应该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国家大事有政府来办，要听从政府的统一安排”等，同学们对这种亡国论调非常气愤，包围了《徐州日报》报馆，经过调停斡旋澄清是非，方才罢休。我们用《徐州日报》的报头印了几万份号外，沿途大量张贴、散发。到蚌埠时，国民党市党部，政府派人欢迎南下的学生，他们带着面包、打着大标语以示慰问，但他们致欢迎词却说：“抗战嘛，自有政府安排，学生应该安心读书”，这是对日妥协的腔调。我们几个人一声呵斥：“走狗！”同学们纷纷喊：“走狗”“打走狗！”。并用手里的面包向市党部的人砸去，在声声喊打和面包的袭击中，国民党市党部的人员狼狈逃窜。
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在暮色苍茫中，先期达到南京的北京学生涌向校门欢迎我们，大家热血沸腾，异常激动。这时国民政府的接待人员也跟着来到，说国民政府已经准备好吃的、用的、面包马上就送来。我们决定不接受他们的面包，化整为零分散到街上去买小吃。
我们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用各种谎言哄骗我们回去，同学们提出条件，要蒋介石回答何日出兵，蒋介石支支吾吾搪塞。在他周围，明处、暗处都布满了卫兵，荷枪实弹，虎视眈眈。我们高呼：“你不抗日，我们抗日！把枪发给我们！”一个国民党的显要人物出来企图为蒋介石解围，同学们骂他：“你是干啥的？滚下去！”他见众怒难犯，只得说：“好！好！不叫说，我就不说。”灰溜溜地下去了。同学们坚持要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有的同学喊：“拉下蒋介石来，揍他！”蒋介石大耍流氓手腕，威胁吓道：“有人想让我制造流血事件，我不干！”，“我是国家元首，你们侮辱国家元首就是侮辱国家！”，蒋介石见同学们十分愤怒，又无赖地说：“本人将率师北上”，“几天以后宣布出兵”，在同学们面前，他的流氓本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学生大示威达到高潮。我们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及南京的学生共3万多人，汇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洪流，经过中山路、国民党中央党部，涌向国民政府门前。要求抗日的传单标语，雄壮的爱国口号激荡着整个南京，激荡着全民族的心！当国民党对学生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失败以后，便撕下了“不使用武力”的面纱，派出大批军警，在珍珠桥附近用棍棒、刺刀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有30多人被刺死，100多人受了重伤，死难者的尸体被军警扔入河中，抗日青年的鲜血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谱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页。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掩盖他们的血腥罪行，严密封锁消息，宣称：这些学生是由于“自行失足落水”而死。鲁迅先生用辛辣的笔触愤慨地写了《逃的辩护》（见《伪自由书》），为死难的学生伸张正义，痛斥国民党的罪行。部分报纸激于国家民族之大义，发表评论指责国民政府，要求它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国闻周报》曾评论：“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示威游行惨遭镇压之后，部分学生被国民党扭送回各地，剩下的学生也开始出现分歧，12月底请愿的学生陆续返回各地。
国民党不出兵抗日，全国四面八方的学生云集南京请愿、抗议、示威，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震憾着国民党部队的军心，国民党各派也趁机攻击蒋介石集团，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状态。为了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蒋介石决定“下野”，辞掉了国民党政府主席的职务。
回忆在济南师范学校的这段生活，我是很留恋的，自己认真看了一些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认识得到了澄清，更坚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在一师期间的同学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王树成、赵瑞符外，还有刘仲达、邓影舟在校中也是见解一致，有很好的友谊关系。在东平的同乡当中，除赵瑞符外还有孟子明、刘仲羽、侯新斋、郑庆拙等。那时仲羽还是个小弟弟，在抗日战争中，他和新斋先后壮烈牺牲了，子明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工作。郑庆拙在正谊中学时，被“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密告被捕，出狱后不知情况如何。还有两个在一师常来往的同学，以后成了国民党的小卒，电影《大浪淘沙》的背景是省立第一师范，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迫使人们都要作出自己的决择，这多么值得沉思啊！
（林茵如，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人大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