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与刘清录（安波）同学在济南师范
刘 汉
1936年，是我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迎接抗日来临的一年，我当时名字叫刘慕蕃，是济南师范第十级三年级的学生。刘清录（后名安波）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济南师范地下党支部书记，又是品学兼优、办事干练、多才多艺的出众学生。
一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侵略的魔爪指向华北。并于1935年底爆发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是中国人民觉醒的重要信号。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实行积极“安内”、消极“攘外”的政策，把抗日救亡视为有罪。当时山东的政治局面呈现着一种复杂现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方面执行蒋介石妥协反共的方针，另一方面又因权力之争与中央系统存在矛盾，济南师范学校中的学生救亡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济师学生中有共产党的活动，当然是极端秘密的，我只知道刘清录是党员，我与他都是胶东同乡（我是文登县人，他是牟平县人）。在两年多的同学期间，住在同一宿舍，互相了解。他常常指导我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对我谈一些革命道理，介绍我参加了秘密的学生救国会的组织。安波（刘清录）同志并介绍我按照秘密接头的方式和第一乡村简易师范的同学赵健民（后曾任山东省省长）、景晓村等同志谈话，我能猜得出，这是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考查。
党的组织是极端秘密的，但为了联系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则必须极力争取进行各种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所以首先在同乡中进行串联，这样容易相互了解，也便于掩护经常的接头。安波同志在文登的同乡中发展发孙恒博、孙宝贵、杨贵象、刘其人、于洪锦等人为救国会会员。在牟平同乡中也发展了于纪午、胡圣麟、孙衷文（孙培修）、刘仁等加入救国会（上述同学以后有的被安波同志发展为地下党员）。那时，各个学校之间的同乡关系，为发展进步组织提供了方便条件，如安波同志同济南高中之文登的林一山、牟平的尹珪璋（林浩）都是以同乡关系作掩护开展党的的活动的。安波同志觉悟很高（后来知道他是济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在十分危险环境下，他积极联系群众，推动学校内外的救亡运动，他聪干练，多才多艺，除了以大部分精力用这之于革命活动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并向同学们推荐。在保证必修各门课程获得中上成绩的基础上，还在选修英语、日语，并自学世界语，同时，积极在同学中推广拉丁化的“新文字”运动。课余时间他拉拉胡琴，练练钢琴，具有较高的音乐才华，为同学们所敬慕。
二
争取公开活动以扩大联系群众，开始采用了组织“读书会”的方式。由安波同志出主意，我们去教务处要求成立读书会，教务处推给讯育处，一个讯育员不同意，说什么“你们好好学习正式功课就行了，何必还搞什么‘读书会’ ”。我们就从师范所学的《教育学》中，引用欧美教育提倡自由研究的理由驳倒他，他不得已只好答应了，我们还向学校要了一间房子。于是我们就发起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和其他的研究会，并公开张出招收会员的启示。我们在读书会和各种研究会中，秘密地吸收了各种救国会员，这就逐渐打破了只在同乡活动的局面，更多地联络进步学生参加。在这些群众性的组织中，安波同志都不担负什么职务，只是以一个普通的成员出现，各种出头露面的活动都由我们出面承担。
按照安波同志的安排，公开活动的另一个方式，实在报馆寻找处副刊的机会。当时济南报馆和通讯社不下几十家，他们的经费、稿源都有困难，很愿意学生给他们包办一个副刊。这样每周出一期或两期，我们负责供稿而不要稿费，他们还乐得以此吸引读者。各个学校的进步组织都知道运用这个办法，除了国民党山东党部的机关报《山东民国日报》以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学生办的副刊。济南高中同学在《山东日报》办了个《自学》的副刊，济南师范同学在《新亚日报》、《平民日报》、《救国日报》、《山东日报》等报纸上都出过副刊。只记得在《救国日报》上办的副刊叫《趵突》，办副刊的骨干多是救国会的会员。安波同志很爱好文艺，他以办副刊的方式，吸引团结了一批爱写文章和诗歌的同学，其中如：李淦同学便是济师的一位诗人，他的笔名叫水金，在这些副刊中发表了不少新诗。安波同志的音乐天才，使他在学校中团结了一批爱好艺术的同学（济师当时在某些年级里设立了“艺体组”，培养中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教师）。如同学丁毅、庄映（军队中著名的音乐家）等，都是安波同志在学校救亡活动中团结培养的骨干。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济南各个学校的救亡活动都蓬勃发展起来。安波同志给我介绍了三四个学校的救国会的联系人，开始接头的信号、地点，都是他规定的。记得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各校的学生代表都以郊游的名义，在济南北郊华山集会。安波同志是这次集会的主持者之一，通过类似联系，各个学校相互支援，相互交流情况，交流经验，使救国会日益壮大。
三
1936年5、6月间，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大会是秘密举行的。安波同志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离校期间，要我注意学校有什么动静。他以假造的“母亲病重”的挂号信向学校请了假，约一个星期后才返回济南。为了安全起见，他先在一个小客栈里住下，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去看他。当告知学校里并无异常情况后，才回校销假。安波去上海时，我们还在救国会的同学中，募捐了十几元钱给他作路费。他带回来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以秘密方式散发给有关会员。
安波同志从上海回来后，非常兴奋地向我们谈起在全国很有名气的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等人接见他和各地全国各地代表的情况，又传达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意义，具体布置了在山东、在济南扩大救国会的宣传工作安排。考虑到在济南公开召开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便决定先散发宣传品，扩大抗日救亡影响。因此，以“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山东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告同胞书》和《告同学书》。同时介绍我与“职工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的徐智雨（省黄河水利委员会职员）、公务员丁梦荪（后曾任济南市副市长）进行联系。印刷经费主要是徐智雨等同志筹措的，济师进步的国文教员顾民元老师慷慨解囊资助了一部分。我当时的任务是负责印刷和分发这两份文件，经乡师同学景晓村介绍，找到一家常给我党印刷秘密文件的小印刷社。他们为牟利才甘愿冒风险，但要价很高，因别无他法，只有按要价付费，把印好的几包文件直接拉到徐智雨家。他家住在省府附近的一条僻静的小巷，独门独院，是很好的掩护地点。我和徐智雨同志，加上他的爱人、妹妹，4个人把印刷品装进各种信封（或卷成纸卷）写上省、市各政府机关、军队、学校、商号、名流、各种团体等的名称，贴上邮票。有的写上“印刷品”，有的作为平常信件，还有的写上“讣告”字样。这些传单邮件，大部分由我分几次带回学校，再分给本校和其他学校救国会员分别投邮、张贴和散发。这两份文件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以同情的态度议论着这两份文件，对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自然也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惧，乃至咒骂，当时国民党控制下的报纸登出了谩骂这些传单的文章，咒骂救亡运动即将“寿终正寝”。
在1936年下半年，北平学生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到济南。这时，我们既与上海的救国会联系，也同北平的“民先”总部联系。据安波讲，同北平“民先”总队部的联系，是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先生转达。当时的救亡活动，除了受政府和学校当局的压制之外，在学生内部还有对立势力，斗争也很尖锐。国民党的“C.C.”派在山东教育界发展的外圈组织叫“学行社”。他们的活动也是不公开的，但有官方支持，济师训育主任就是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以“介绍职业”作为手段，特别是散布蒋介石“牺牲和未到最后关头”的论调，要学生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说救亡活动是共产党搞的，有坐牢杀头的危险等，很能影响一些比较保守的同学。除了思想上，宣传上的斗争之外，组织上也是相互对立的，虽说双方都不公开，但安波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对方是知道的，而对方“学行社”负责人我们也是知道的。安波同志主张应当相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愿意抗日救亡的，因此，争取他们一道抗日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四
1936年10月间，伟大的革命先驱鲁迅先生病逝，在全国、在学生中引进了沉痛的哀悼。安波同志决定在济南师范举行一次公开的追悼鲁迅大会。要在本校组织这次大会首先要取得学生的一致同意，特别是还须“学行社”进行商量。这时，国文教员顾民元教师给我们提供了“学行社”负责人喜欢鲁讯文学的情况，我们抓住这个线索，直接同他们商量召开追悼大会的问题，取得了他们的谅解（不参加筹备，也不反对大会召开）。这样我们就大胆地进行筹备，并向学校交涉，请求支持，结果纪念大会终于在一个星期日举行，顾民元老师还捐助了筹备大会的经费。
这次追悼大会开得很成功，通过“民先”组织事先向济南各学校发出通知，请同学们参加，并征集到许多挽联、挽词、花圈、济师艺体组的同学们还谱写了追悼鲁讯的歌，事先进行练唱，我被推为大会主席，安波同志在组织筹备中仍是幕后指挥。大会上各班级的代表都讲了话，顾民元老师的讲话最受欢迎，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它是安波同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当时为了隐蔽我们的面目，还不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词，而用的是救国会的“抗日联合战线”，其实质是一样的。
大会以后，我们还在几个报纸的副刊上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和诗歌，一时在济南的文化界颇有影响而国民党省党部的机关报《山东民国日报》则同这种进步舆论唱反调。我记得这个日报的副刊编辑叫王冰洋（笔名王兵），在我的副刊上写一篇题为“人云亦云”的文章，对悼念鲁迅的活动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我们是盲目地追随他人（共产党）的应声者。大家看后都非常生气，我们就“以牙还牙”在《山东日报》上出了追悼鲁讯的专号副刊，并开辟了一个“人云亦云”专栏，同诬蔑鲁讯，诬蔑悼念活动的言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追悼鲁讯是争取公开活动，是更广泛联系群众的一次尝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绥远，济南党的组织开展了一次援助绥远抗战的更广泛的活动。1936年10月至11月间日军大举进攻绥远，当地守为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沉重打击了日军，收复了百灵庙，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安波同志此时在济师发起了一次援绥宣传募捐活动，由各班选出代表，组成公开的“援绥委员会”，而“民先”成员则成为这个活动的骨干。同时，在这个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为“民先”队员。安波同志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但他也没有担任公开的职务）。在援绥活动中，我们发动同学走上街头宣传募捐，把沉重的救亡活动与发动广大群众直接联接起来。济南师范的援绥活动，艺体组的同学起了很大作用，为此还组织了义演，并曾去找正在济南演出的梅兰芳先生，梅先生捐献了一百元钱。济南其他各个院校，这时也都开展了大规模援绥运动。
当时，我不是党员，只以群众身份对党的秘密工作作了某些帮助。1936年10月间的一天，正是课间休息时，传达室的人对我说，一位公务员要见我，我还以为是徐智雨，可一进会客室，却是一位不相识的青年。他一见我就说：“我是军法处的”，我甚为惊讶，他赶紧解释说：“你的朋友赵健民先生吃官司了，押在军法处。不过，我们是女朋友，他要我给你带一张纸条，你看看。”我接过一张纸烟的包装纸，上面写了：“请速告鲁西某学校等人，说我病重住院”，我把这张纸条给安波看后立即销毁。由他拟了电报稿，在课后我到济师旁边的芙蓉巷电报局发了报，（见赵健民同志回忆录中《被捕的斗争》一文）。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与安波接头后被捕的，而他所以把信送给我，当然是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安波同志获悉此事后，提高了警惕，夜间到其他同学处睡觉，并积极设法营救赵健民同志。他要我去泰安找范明枢先生的一位亲戚，请求范先生转请冯玉祥将军进行营救。
五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我经过毕业考试就离校回家了，离校之前按照安波同志的安排，把“民先”工作交给留校的同学王若杰（王志鼎）、李度、孙衷文、李淦等（第十一、十二、十三级）。到了1937年，尤其是“七七事变”以后，他们作出了更大成绩。安波同志毕业后则去费县师范讲习所当教员，并做党的工作。后来在费县发生了一起暴动，失败后，他离开了费县到了延安。他去延安的鲁讯艺术学院搞音乐工作，绰号“小调大王”，成为著名的音乐家，《兄妹开荒》就是他的杰作。一别15年，直到1953年，我才在沈阳重见到他，那时他任东北鲁讯艺术学院院长。可惜在1965年他在北京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时，不幸因患肝癌病逝。
为了纪念我和安波同志的难忘的战斗友谊，我抄录一首旧作，以作对安波同志的悼念和追思。
敬悼刘清录（安波）同志
痛哭刘郎师友兼，
征途引我记当年。
禁书共读难明夜，
密语同迎欲晓天。
剑胆琴心抒壮志，
阳春白雪谱新篇。
喜看昔日弦歌地，
后起刘郎有万千。
（刘汉，193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曾任中国军事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