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校长——王祝晨
臧克家
我回来了，一些模糊了的记忆也随着鲜亮起来，像一觉醒来，天亮了。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小巷里，很少有人认识我，我默默地用眼前的现实——一条街名，一个小馆……去对正我的记忆。
最使我发生兴趣的要算都司门口的“第一师范”了，现在虽然是“司法厅”的牌子挂在大门的一旁，我还觉得它是我们的母校。每次从门口经过，一种亲切的感觉便喷泉似的从心头涌出，而一些往事便也翻腾起来。我怎能不如此呢，这个学校培植了我初期的革命思想，终于来不及等到毕业即跨出了大门潜到武汉去参加了1927年大革命。我怎能够不如此呢，我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三年多，我怎能不记起启发过我的那些先生，我不能不记起一道从事过革命工作的那些同学，我不能不带着尊敬与感谢想起我们那位老“牛”校长——王祝晨先生（“王大牛”的绰号是名声在外的）。
在开会的时候，“司法厅”做了代表的宿舍，而我们却住在另外的地方。借了找朋友的机会，我跨进了我的母校。我一步一步地走着，我一步一步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想着。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上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几乎把它念出声来了。早年间，门口的大街上，抱着张督办（宗昌）大刀的执法队，那闪闪的刀光，暗淡了；那踏踏的慑人魂魄的皮靴声，渺茫了；韩复榘的“青天”塌了；王耀武的威风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然而多年后的我却又回来了。
望着东南楼，我带着浓厚的友情想到同行到武汉而终于死在广州暴动里的曹星海、刘增，还有我的小叔叔臧功郊；那间音乐教室，不就是每晚熄了灯之后，我们借着月光与星光在里边秘密开会的地方吗？那个“书报介绍社”——山东文化的宝库，思想火种的来源——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主义进步的书刊《创造日刊》、《语丝》、《洪水》、《沉钟》、《莽原》……人蜂拥在门外，形成了抢购的热潮。这些纸上的文字，打进无数头脑里去，武装了它，立即化成了行动力量。走到篮球场旁边，仿佛那个患着严重肺病的庄龙甲——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仍然用着他那羸弱的姿态傍着篮球架子站在那里，可是他却被当时的反动当局给枪杀了。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王尽美，他的那双“大耳朵”（他的外号）也被记起来了。我所要拜访的少年同班好友——孙兆彭和我一同住过的西北楼东北角上的那个房子里，地板还是那么破。当年张宗昌、搜查的时候，我们曾经恐怖而又仓促地把一些书籍和杂志填进去；焚烧信件的烟气辣得眼泪直流，纸片子带着红尾巴到处乱飞……
我的记忆对我是一个秘密，多使人高兴啊。我给这个秘密找到了证人，这个证人又是这些事实的创造者和领导人，这个证人就是王祝晨先生。就是他，做过我们的校长，曾给我们请来一些革命先进者和中外权威学者来作了短期讲演；就是他，叫我们办“书报介绍社”，办夜校——是的，像同学刘兆逊（三次被捕，终于死在了反动派手里）那样优秀的共产党员每夜有机会去接近群众，他热情地讲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粉笔像思想一样扑到了听众心上；就是他，掩护同学们下到工厂里秘密工作，等到事情被发觉了，枪毙工人的布告上写着介绍人的名字，张宗昌派人来按名要人的时候，同学们跳墙逃走了，事情由他顶着；但是他终于顶不住了，我离开学校不久，同班同学李广田被捕了。一年之后，王校长被撤职了。以后，我们一直在隔离着，连消息也不多。
1937年冬天，抗战爆发五个月后，我在西安碰到了我的这位敬爱的老校长。他并没有老，反而更年轻了。他从不在后辈脸前拿架子，他使青年们感觉到他是自己这边的一个。他到我们的小旅馆里去看我，带着全份的《一师周刊》。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几十万字的自传，完成后，要我给他看看，他的话牛筋一样的，半天一句，然而一句就抵它一万句，多真切，多温暖，多醇厚呵。那时候，他从美国回来的儿女都在工作，生活得相当好，孩子们不要他再做事了，他拒绝他们说：“我又不是一只猪！”他吃着大饼，向他的儿女使眼色，叫他们听，大饼在他的牙齿底下，咯吧咯吧响得那么有劲。
1942年我到了重庆，在绵阳国立六中来了一位朋友，他谈到学校里的一些事情，无意中说到了我的老“牛”校长。他说，“五四”那天，王先生在班上大谈“五四”的革命意义，讽刺了国民党的反动，一些“三青团员”站起来质问他，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不动不响地站在讲坛上，等这些糊涂青年静下来了，他又慢慢地开了口：“要好好想一想，你们看，你们比我还年老得多呢？”下了课以后，墙上出现了一头“大牛”，身子上标着“打倒”，他望了这头“牛”，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就打不倒。”
我这位朋友，起初还不知道我同王祝晨先生的关系，他不过把他的事当新闻来报告。后来知道王先生是我的老校长，他说得更加起劲了。他说，王老先生真了不起，每天读唯物论的书，拿《新华日报》当课本读，在上面划了无数的道理，他在和落后的同事、学生斗争，他在和自己斗争，他也和他的儿女们斗争。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读理论数学，他的另一个儿子在天津一家工厂里当工程师，他把一些马列主义思想的论文剪下来，附在长长的信里，同他们笔战，他要攻破他们的观点——不沾政治气味的纯科学、纯技术的观点。
那次在济南碰见王祝晨先生他仍然是一个校长，不过不是“第一师范”而成为“第一中学”的校长了。校舍在新东门，从前“女中”的房子。我几次去拜望他，他在办公室里忙得不亦乐乎，教职员都是一些青年小伙子，他站在他们的队伍里，却并不显老。满院子都是男女学生，活蹦乱跳，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鸟，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他带着我到校舍的每一部分去参观，许多空房子门破窗残，像整个的济南一样，到处残留着战后的创伤，等待着恢复。我们老校长，他指给我，那里要修葺好了当教室，他的语气间充满了希望和自信，从他手指的地方，我眼前浮现出了一片崭新的远景……
春节刚过，有一个中午，我同羡林、长之一起到“七家村”我们老“牛”校长家里去喝春酒，这一天，他对着他的这些老同学，特别高兴，小口呷着酒。花生米在他口里响出声来。他谈着自己的故事，慢腾腾地一句又一句。他说，他当“一师附小”主任的时候，第一次请了女教员，风声立刻传出，谣言跟着也就来了：“说我和女教师通奸。有人还写了呈文告到教育厅去，弄来弄去，弄了个‘查无实据’。”他幽默地说着，我们却都大笑了。他又说他提倡简体字挨骂的故事，反动派对着他说：“那样，你的‘妈’不变成你的马了吗！”我们的老校长，虽然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却一点老态也没有，我们自然十分高兴。我常在商埠遇到他，七八里路程，他仍然保持着安步当车的老习惯。一看到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着他那个小山似的胖身子，一种崇敬的心使我肃然起来！我们的老“牛”校长越活越有劲了，加在他身上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一半时间在会议室里，一半时间在路上；校长快成为一个象征的名词了。”他这样说着，心底里是愉快的。
我们的老“牛”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四五十年，这是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老“牛”校长闯关似的，也闯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因袭照搬，开一代新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站就是数十年，这是容易的吗？这是人人能办到的吗？我亲爱的老“牛”校长，我忘不了你给我的思想教育，我常常因为想到你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我还记得在“人代大会”场上，你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把那双大肥手握着的那个蜜饯梅子默默的递给我：仿佛我是一个小孩子。我亲爱的老“牛”校长，让我以赤子的心遥祝你的健康——遥祝你越使越旺的牛劲，替人民拉犁。
摘自2002年5月12、19日星期日的《济南时报》
（臧克家，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著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