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肄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时
邓广铭
我是于1923年暑假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那年我16岁。那时山东的中等学校刚在改革学制。中学由原来的4年改为6年，前3年为初中，后3年为高中；师范学校也由原来的5年改为6年，前3年称前期师范，后3年称后期师范。既然是改革伊始，所以，我在第一师范的班次为前期师范第一班，简称“前一”。
当时第一师范的校长是王祝晨，原即“一师”的教师，是我在入学的前一年才改任校长的。这位校长是五四运动期内山东省教育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有数人物之一。后来和学术享有盛名的潘家询、郭绍虞、徐元浩等人，在五四前后都曾在山东一师教过学，王祝晨在新文化运动方面和他们都有深浅不等的联系。王祝晨做了校长之后，在聘请教员方面规定了几个原则：国文教员一定要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的；英文教员，一定要聘请沪杭等地教会大学毕业的；教育、体育、心理等科教员，也要从沪杭宁等地的大学毕业生中聘请。他还在师范本科班上办了文学、艺术等专修科，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两年。他先后聘请了北京大学的一些著名教授学者，例如沈尹默、周作人、王星拱、梁漱溟、张凤举等人，到校作短期的学术讲演。这对于活跃全校的学术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校内以至校外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我自己，是从鲁北一个极其闭塞的临邑县的县立小学考入“一师”的，只是在进入一师，受到上述学术气氛的熏陶渐染，才在思想上开了窍，开了茅塞，才得与所谓的新文化、新思潮结了缘，以至到后来逐渐变为醉心于北京大学的一个青年学子（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即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前一”这一班，共40人，在课业方面，水平比较整齐，而在某种学科方面，还很有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例如后来在文艺界享有盛名的李广田、臧克家，就都是我的同班。从第二年开始，我们班就有刘照巽（别名芝岩、知言）、孙兆彭和马守愚3人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且都在团内担任了职务。我同他们3人的关系都不坏，而同刘照巽的交易更深些。刘的业务水平，在我们全班学年考试时照例是第一名。他处事较老练，活动能力也很强。当时“一师”的高年级同学已创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刘照巽参加了，不久他就又把我拉去参加。这事对我此后的学业、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都很深远。这是因为：
书报介绍社是专门代销北京、上海等地新出书籍和杂志的，根据我的记忆来说，那时在北京先后出有《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等刊物，有北新书局、莽原社（后改未名社）所印行的新书；在上海则先后有创造社、光华书局、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种杂志和新书，书报介绍社全都代售，另外也代售政治性的刊物如《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并不是每期都能收到。参加书报介绍社工作的人，大致是隔一天值班一次，每次值班都是傍晚的两个小时，地点在校门口与传达室相对的一间房子，这是为了不仅向校内的师生销售书报，对校外的也同样可以销售。对我自己来说，对于所喜欢的书报，确实做到了先读为快。我记忆犹新的书籍有鲁迅的《彷徨》和他所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以及由郭沫若译而由创造社重印，由叶灵凤装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每当这些新书或新报刊能比别人更先拿到手阅读时，其欢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这种情况到60多年后的今天，每一回想起来还是如在目前的。
李广田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为时较晚一些，是读到前期师范三年级时才好起来的。当我们初进第一师范时，我们的国文教员是一位要做陆（九渊）王（守仁）派的理学家的人，他十分崇拜梁漱溟，上课时经常把梁先生这样说，梁先生那样说挂在嘴边。李广田与他是小同乡，很早就与他相识，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也很想把自己修养成一个理学家，他因此很受同班中许多人崇拜。每天他写日记，大都是关于个人身心修养的事。有一学期，李广田因生病而独处一间小屋中，每晚为要阅读他的日记而到他的房间去的，必有三五人。我则一次也不曾去过，因那时我对身心修养的事，根本还莫名其妙，也根本不想“名奇妙”。我在课外所阅读的书，也完全是另外一路货色。然而到进入前期三年级，我和李广田却被分配到一个自习室兼寝室的房间里（每室4人，全校皆然），他看到我在业余时大都阅读一些新文学或者有关新文化的书籍，大概出于好奇心吧，便要我介绍几本小说给他看。那时候，我正对于新近译出印行的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包括小说和剧本，甚至也包括林琴南的文言旧译《茶花女遗事》）和郭沫若译法国霍普特曼的小说《异端》看得入迷，便把这两种译本介绍给他，他看了后异常欣赏，并且也连带着认为我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很不错。此后他又连续地阅读了几本爱罗先柯的童话等等，这对他自己的创作兴趣起了很大的诱发作用。从此，李广田不再写关于个人身心修养的日记，已转变为写作文艺作品的人了。他既勤于写作，而且出手不凡，在不久的时间之内，就积稿甚多，但能够和他共同欣赏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得很久。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狗肉将军张宗昌做了山东的军事督办，他把清朝晚年因为名字起得好做了状元的王寿彭用为教育厅长，山东教育文化事业急转直下，正当我们班要在前期师范结业时，“一师”校长王祝晨被作为赤化嫌疑分子而撤职了，新上任的校长是一个回民，名字大概是叫李鉴绅，虽然也是民国初年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的，却是一个头脑思想极其陈腐的人（否则就不会被张宗昌、王寿彭选中了）。于是“一师”的师资队伍大变样，特别是各级的国文教员，北京大学毕业的逐渐被排斥，晚清的举人、贡生、秀才逐渐被请进学校来了，学校不断派人到学生房间搜查有赤化嫌疑的书，书报介绍社也被迫转入地下去“营业”了。
处处事事都在开倒车，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桎梏和障碍，这自然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所不能忍受的。那时候的大江以南各地，国共正进行合作，国民革命军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北伐军正在胜利前进，“一师”的同学特别是我们班一些同学都想方设法奔向武汉去参加革命运动，刘照巽、孙兆彭、马守愚3人则全部离校去做职业革命家了。单就我们这一班来说，原来是40人而到后期师范一年级终了时，只剩下仅有的20余人了。
怀有被压抑、被禁锢的感觉而企图把它释放出来的，占全体同学的绝大多数，真正具备了一触即发之势。到1927年秋，我们班已进入了后期师范二年级，而且已是第一师范本科生中的最高年级。这一年，我被推选为级长。在这年国庆节（十月十日）后不久，低年级的某班在上化学课时，上课的教员不讲正课，却就“时局”发表了一通落后的议论，同学听得不耐烦，便在一人倡议之下，群起而离开教室，罢了他的课。校长出面干预，逼令那班同学照旧听那位教师的课，于是而激致全校同学声援那班罢课同学，本科各级（那时已没有专修科了）一律罢课，不但驱逐了那位化学教员，并进而驱逐那个顽固的老校长了。这一行动，不只激怒了“一师”的校长，教育厅王寿彭和山东督办张宗昌也感到恼火，于是他们派了教育厅另一位什么长到校来平息这次学潮。在受命的当天晚上，这位什么长就急匆匆地到学校来了，到校后立即召集各年级级长谈话。我是最高年级的级长，当然由我带头和他谈话。谈话一开始他就气冲冲地摆出一副官架子，嗓门也很高。会谈地点是校长办公楼上的会议室。室内外，楼上下，挤满了各班的同学，不时发出一些呐喊声，表示为级长们助威。这位什么长首先要我们叙述罢课和驱逐校长的缘由，接着他就训斥我们说：“你们这学校是设在督办的脸前的，你们干这样无法无天的事，督办是感到脸上很难看的。”我接着说：“我们虽然罢了课，但校内的秩序我们维持的很好，不会使督办感到难看。”不等我说完，他就拍桌高叫道：“不把秩序维持好，你们还想造反啊？！”暴跳如雷，这哪里是在对话？他这样叫嚷之后，不但我没有接茬再说什么，哪一些级长也没有再说什么，就只听那位什么长对我们说了许多威胁的话，最后又说道：“你们必须尽快复课，其他的事，听候我回教育厅报告之后再作处理！”不容我们再作分说，这次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位教育厅什么长的气焰当然也助长了“一师”校长和他们同伙的气焰，于是，从第二天起，以一个别号“杨蛮子”的体育教员为首成群的教师爷到学生住处，又是劝告，又是胁迫地要求我们赶快复课。在一个晚上，各级级长开会讨论，认为校长既有王寿彭和狗肉将军作他的后盾，如果把这次学潮坚持下去，必然要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与其那样，不如就到此为止，以保全力量，等待更好时机的到来。这样，最多只不过开除几个为首的级长罢了（事后听说这是济南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作出的决定）。
在复课几天之后，学校贴出了布告，宣布了除名的学生，以我为首，不只是开除了几个级长，而是开除了所有各级级长，并且包括了最先罢了化学课的那一班半数以上的同学。从此，我结束了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活。
（邓广铭，1923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