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思幼日，皓首忆一师
臧克家
“人生思幼日”，龚定庵这五字短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我，一个年已望百老人，对于自己的过去，总是怀着眷念回顾之情。许多年轻时候的事情，忆起来还是很清新的，当年的印象好似钉子打进木头里一般牢固，事隔几十年，那情景、那形象，带着鲜亮的色彩、亲切的声音来到眼前、耳中、心上。
我生在光绪31年，作为“大清”的一个“子民”来到世界上。我看过“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看到这些旧时代的标志终于革命的风暴吹空，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祖国的万里晴空。
一幕幕时代风云在记忆的长空中飘忽而过。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崎岖的道?上，有个人的影子，有自己的脚踪。
那是1923年的暑假，我和同班的受田叔叔搭上火车，奔向济南。两个乡下青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心情很紧张，一上火车，我就把车票丢了。到了济南，参加了省立第一中学专为各地来投考的学生办的“暑期学习班”，之后，我报考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报名的有800多人，只收40名。我名列第19，有幸被录取了，第一师范，官费原是五年一贯制，我入学时改为前师后师各三年，校址是原都司衙门，后来成为“泺源书院”，在城内繁华大街一旁。新生第一年都在北园分校学习。
“北园”，环境幽静，完全像江南的农村。处处是流水，满眼是稻田。湖内荷叶一片碧绿，红花万头攒动，秋末荷枯，把湖水放走，满湖金色鲤鱼，在阳光下活蹦乱跳，景色动人，真是“济南潇洒似江南”。
在“北园”这一年时间里，印象最深的是教英文的孙淅清老师，二十多岁的样子，走路、说话，斯文柔和。记得有一篇课文是《影子》，他讲的时候，很有感情，带着哲学家的感慨，还有一点忧郁、感伤的情调。他放低声音说，“人生不就是一掠而过的影子吗？”我当时虽不解其中味，但也被他的感伤打动了。
第二年，我们就近到城里校本部来了。校长王祝晨先生，天天早来晚归，教书育人辛勤耕耘，他说话较慢，声音低沉，外号“王大牛”。国文教师墨子庄子研究名家张默生先生，为王校长写了一本书，谓之《王大牛传》。王校长对别人送给他的这个外号十分满意，在一次娱乐大会上，学生们请他表演节目，他竟然做起跳舞的姿态，一面跳，一面说：“百兽率舞，独无牛乎？”惹得哄堂大乐。
王祝晨先生是高等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的，立志终身为教育事业献身。他思想进步开明，学习当年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的精神，新旧共蓄，兼容并包。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北大、清华、师大出身，而且大多思想进步，如文学家杨晦先生、作家王森然先生等。我在“北园”学习时，时常遇到一位中年长者，面庞瘦削，略显弓腰，态度和蔼，见了我们微笑着问长问短，令人感到十分亲切，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文学家杨晦先生，是被请来教“文学专修科”的。我们的学校，虽说是一所中等学校，可是附设了“文学”、“音乐”、“体育”三个专修科，造就了不少人才。杨先生当时讲李清照的词。我们班次太低，无缘直接在课堂上受到他的教益。但他的文论，他的剧本，他领导的文学社团，给我的启发与诱导，成为我逐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鼓舞力量之一。王校长为了启迪我们学生的眼界与心胸，还延请名人到校讲演，记得他请过杜威博士，请过周作人讲文艺问题，在大军阀张宗昌严厉野蛮的统治下，还请过国民党领导人之一王乐平先生到学校宣传革命学说。
外国诗歌，我读过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1924年，非常高兴，学校组织我们到省议会里听这位大诗人的讲演，久仰大名的作家王统照给他作口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统照先生。到现在，我不能清楚地记得泰戈尔的形象，一把长须，神采奕奕，虽已年迈，讲起话来声音却极洪亮。
我们一师，老师和学生之间，特别亲切、真挚，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我带着尊敬而又亲切的感情，回想培育我、教导我的老师们。我们的国文老师前后有好几位，墨庄研究专家张默生先生讲《齐物论》：“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声调动听，犹在耳中；张乾一先生，上第一课，用讷讷的语言，讲述了反抗阉臣大义凛然的《五人墓碑记》；刚从北大毕业出来，带着怯意走上讲坛的张永善老师，很天真，说起自己的名字，末尾总是加一个“儿”字；教历史的丁毓西先生，勤恳备课，讲课时，总是把讲稿高举齐眉，因为他把密密麻麻的参考材料写在讲义上边，随时可以念出来；另一位老师，是个特殊人物，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马克先”。这民这个名字，在张宗昌时代，在蒋介石时代受尽讽刺、打击、迫害，但他坚持不改；教图画的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山东赫赫有名的画家，一个是以善画牡丹驰名的周爱周教师，一个是画虎名手吴天墀。我们的生物老师韩琴南先生，在讲解男女生殖器一课时（有的学校令学生自学，避而不讲），同学们心情紧张，而韩先生态度严肃、话头就像解剖刀锋。教矿物的蒋毅生先生，点名时，在每一个同学的名字上特别加一个“君”字，一回忆到“臧君克家”这四个字，就好似听到了老师在点名，多亲切动情呵！我们的学监袁会亭先生，为人忠厚纯朴，虑事有点简单，晚上他“查号”，我们有时和他开个玩笑，暗中用脚顶住房门，他一再拉不开，急得一连奇怪地念叨：“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字写得很好，我曾求他写了个条幅裱起来挂了好多年。还有位守旧的国文老师，我们称他杨老夫子，他反对白话文、白话诗。他说：“白话诗，直口白说，我一天可以作几十首。”有同学说，“请老师作一首看看。”他不假思索，立即出口成章：“鹊华桥上望望，大明湖上逛逛，掉下去湿了衣裳，拾起来晾晾。”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喊着：“再来一首！”他会很得意地应大家的要求：“下大雨，刮大风，草木为之大鞠躬。头不抬，眼不敢睁，耽误了我进城办事情。”笑声比前一次更高。还有一位国文老师时霁云先生，个子不高，布鞋布袜，有点土气。他是个“理学派”，给我们讲王阳明、陈白沙的学说。清楚地记得他给我们讲课时专注的神情，他津津有味地讲佛家五祖把衣钵传给六祖的故事，说是因为六祖一个偈子：“身非菩提树，心非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
我们一师，革命空气、文艺空气都是浓郁的，算得上是济南的一个革命阵地，同时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吸收和传播的一个站口。很多同学参加了革命活动。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同志，就是我们的同学，我的小同乡。虽然我进入学校时他已经毕业了，但他经常出出入入，在校内搞革命活动。我依稀记得他的相貌，耳朵特别大，同学们亲昵地叫他王大耳朵。他有两句话，像一副对联在同学中流传，至今有点影影绰绰：“自由花鲜血浇出，凯旋门白骨堆成。”我的同班同学刘照巽，以第一名考入“一师”，功课优秀，为人精干而热情，谈形势，论问题，总是充满朝气和自信心。他和同班的孙兆彭、马守愚经常跑工厂，从事工人运动，为革命奔走。还有“十六七”班的庄龙甲同学，山东潍县人，因做革命工作被捕，壮烈地牺牲在刽子手的铡刀下。
记得那时学校里成立了“书报介绍社”，宣传进步思想，出售革命、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新文艺书刊就更多了。我的同班好友李广田因是这个《书报介绍社》的组织者之一，遭到反动军阀的迫害，被捕月余，受尽缧绁之苦。解放后和广田见面谈到一师时，他说：“我后来也参加了共青团。还被捕过，你去武汉，不知道了。”那时同学穿着大都入时，广田却穿着自制白布袜子，黑布鞋，乡土味很浓。他面色枣红，身体健强，规行矩步，为人朴实诚笃，遇事不惊不躁，功课优良。同学们有事愿意和他商量，以老大哥视之，其实，他比我还小一岁。他性情温和，但有棱角，碰到不合理的事，就会激动起来，平和的外表里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三十年代初，我们都进了大学，他在“北大”，我在“青大”。1936年他与何其芳、卞之琳的三人合集《汉园集》出版了。广田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我以为与一师那段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的诗和散文像他的人不事雕琢，自然朴素真挚，独具个人风格。评论家们说他是“大地之子，泥土的人”是十分恰当的。解放前，广田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在清华大学的朗诵会上，他和朱自清先生联合朗诵我的诗《老哥哥》，朱先生扮长工老哥哥，广田演地主家的小孩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广田调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后任校长，我们南北分离，云山遥隔。身子虽离得远了，但心却更靠近了。他倾力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百忙中他还挤出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我负责《诗刊》工作的时候，他被我逼出不少诗来。他还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整理出版了著名的撒尼族长诗《阿诗玛》，《阿诗玛》改编为电影，他又担任了文学顾问。在十年浩劫中。好几年听不到广田的音信，真是世事两茫茫，无处问生死了。有一天，听到了他的消息，他早已丧生于昆明的莲花池了！这是人间的大悲至痛！我真希望这是一场噩梦！一想到我这位老同学，就会泪眼模糊。有时，望着广田的诗文，我的眼前忽然一片光明，是纸上的字句在燃烧吧。
我的另一位同班同学邓广铭，后来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那时他也是“书报介绍社”的负责人之一。课余之暇，打开那间书库，他便成了售书员了。他做事仔细，走起路来总是轻移脚步，不慌不忙的样子。他脑筋敏锐，记忆力强，功课居上游。国内外名人来校讲演，有时他做记录。
解放后，我们同在北京，广铭在西郊，我在城里，各自都很忙，会晤很少。1975年初春，与广铭梦中相见，曾写一诗寄给他：“前夜梦中见，觉后一怅然。春色满西郊，提笔问忙闲？”他做学问肯下功夫，很扎实，也很谦虚。在“四人帮”搞儒法斗争的初期，有一次，他来到我家。他说：“一家出版社约我写本《王安石》。”我说：“据我对王安石的一点浅薄了解，如果说王安石受到法家的影响，他的儒家思想恐怕是很重的。你写《王安石》，我有五字奉劝。”他立即问是哪五字，我答：“勿过！勿不及！”他说：“是！”现在看，这本书是能经得住考验的。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1991年7月，广铭虽比我小两岁，也八十有四矣！忽从“北大”来专函，述生平，诉心情，因病手颤，字为之失形。满纸云烟，入目心伤，情感澎湃，走笔遂成一首以赠：“一纸书来动我情，少年侣伴两衰翁。交深六纪如兄弟，入目心伤字失形。”而今“失形字”犹在，何处觅广铭？
在“一师”，我沉浸在新文艺的热潮中，也开始学着写一点。1925年8月，我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张宗昌提倡读经和他的反动统治的小文，投给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作人复了信，并给加上《别十与天罡》的标题，刊在9月出版的《语丝》周刊第45期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有名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这数百字小文的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接着我又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集》投去三篇稿子，又被采用了，得到三本小书。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书上，心里当然是“不亦乐乎”。
1926年秋，实在受不住张宗昌统治下的沉重压迫，我便和要好的同学曹星海、我的族叔臧功郊约好结伴到武汉去。那时武汉成立了革命政府，“南军”声威震全国，许多青年心向往之。我带着满腔激情给祖父写了辞别信，记得开头两句是：“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带着告别“一师”，告别同学，告别济南，告别故乡，告别过去的一切情感，换了服装，换了姓名，踏上东去的火车，到青岛换上了去武汉的轮船。后来，我在长诗《自己的写照》中，用以下的句子描写了当时的心情：“我们站在船头上听黑夜的海啸，/我们用放大的心向背岸嘲笑，/我们的胸中落下了无边的天空，/我们将看见明早的太阳在大海上发红。”
一师“百年大庆”，我这个年近百岁的老学生，衷心祝愿母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崇尚科学的光荣传统，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
（本文系知名校友、著名诗人臧克家2002年为济南师范学校百年校庆而作）
